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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是日本著名学者子安宣邦先生的一部精华结集作品，作者是日本学界并不多见的富于批判精神的知识人，曾长期担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在《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中，作者对于日本现代知识制度和话语体系的所谓不证自明的合理性进行了猛烈地颠覆，并展开了对 于“东亚”这一个既缀满历史痕迹又有现实迫切性的话题的重新讨论。作者希望借这些问题的辨析，对日本现代文化中浓重的国家主义和殖民时代话语的毫无反省的普遍滥用等所谓日本的“现代性”进行全面的清理，以确立新的价值和观念。此外，《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所富有的强烈批判意识，也使人们见证了日本学界的客观公正，从而对于中日两国知识界的对话平台的真正建立预设了一些良好的要素。

中文版作者序言

上编

一、 “世界史”与亚洲、日本

二、黑格尔“东洋”概念的紧箍咒

三、昭和日本与“东亚”概念

四、关于东洋性社会的认识

五、巨大的他者——近代日本的中国像

六、“东亚”概念与儒学

七、“日本——国文明史”的梦想——关于《国民的历史》

下编

八、一国民俗学的成立

九、近代知识与中国观——“支那学”的成立

十、置“国语”于死地， “日本语”就诞生了吗？

十一、日本的近代与近代化论——战争与近代日本知识分子

十二、在“隐蔽”和“告发”之间——战争记忆与战后意识

十三、何为“汉语”

子安宣邦的日本现代知识考古学——代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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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日本的近代史，也就是把东亚中的中国从日本的政治地理上，或者从日本人的意识层面上如何抹消掉的历史实验过程。

1850年象征着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军事实力要求开埠使亚洲卷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期。人们认为，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政治体系正是在此时期作为世界性体系得以完成的。

将1850年至2000年的日本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1. 始于1850年，东亚被组合到“世界秩序”中来，通过对“世界史”的历史性体验，日本把自己构筑成近代国家。

2. 始于1930年，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积极主动地进入“世界史”、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员的日本，面向世界要求重构“世界史”、重组“世界秩序”的时期。

3. 第三个转折即1980年代，则不单单是日本，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大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恐怕意味着“世界史”的终结和新的历史之开始。

“世界史”的成立是欧洲近代国家原理向世界扩张的时代之开始。与“世界史”同时成立的“世界秩序”也必然内在地包含了国家间的对立。

日本对战后的处理是以美国的轴心而实行的。这使得日本对以亚洲为战场的这场战争发生了误解，而自己亲手封住了通过根本改善与亚洲的关系而重新建设战后日本的道路。

自我反省这一理所当然的伦理性态度，是发表有关我们将来前进方向的意见之不可缺少的前提。

“世界史”的终结乃是把国家作为历史中行为正当化的终极根据的时代终结了，而且是必须终结的！把国家作为正当化根据的最大行为便是战争。因此，我们不能不承受一个沉重的追问：如果“国家”不是历史中我们行动的正当化的根据，那么，什么才是将历史中我们的行动正当化的根据？

文明国对于非文明国或半文明国所构成的关系，被视为以文明的规范来质问的法庭审理关系。

作为指被文明进步抛在后面，持续维持着历史的原初形态而以古老的东洋大国，中国为代表的政治、国家形态，“东洋的专制”乃是当作东洋性的明确指标，由西洋投掷过来的词语。

黑格尔历史哲学对于东洋的二重姿态：

一是，对于发端于这场战争的胜者希腊的世界史——人类自觉的历史之发展来说，败者东洋被认为是在世界史发展的彼岸，以历史原初的无始无终停滞的状态而被遗弃了的一个世界。

另一个是，东洋乃置于天平的一方，是被另一方的西洋世界的价值高低所衡量的一个世界。东洋是世界史之外的，反世界史发展的世界。东洋人成了不知人类本质为自由的存在。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洋”叙述便成了这样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彻底的代表性例证：从西方视野出发关注东方，由此构成的对异质性文化，即非西洋文化的叙事。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即使在历史上形成了最初的国家，但这是一个压抑国家发展之一方面因素，即人的个人自由的国家，或者是从其成员夺走自由而归于一个皇帝的国家。这虽为国家却不是原本应有的国家，而是反国家的。

这个由黑格尔构成的东洋像，从根本上规定了后来西洋对东洋的理解，即将“内在性”和“外在性”相对置来认识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的东洋或中国的那种理解。

（黑格尔历史哲学东洋叙述）具备了“异质文化理解”这个词语所示他者文化理解的所有可疑而不可靠性。

“脱亚”这个话语结构，在西洋的文明发达国家与非西洋·亚洲的非文明国家这一两分法式的世界认识中，将日本规定为新兴文明国，并以文明国与非文明国的关系结构来说明日本与其他亚洲诸国的关系。

“脱亚”话语结构中所见文明论的关系结构乃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东洋”概念的再生产。

欲“使之于亚细亚的东边诞生一大新的英国”这一近代日本的国家性企图，其中也包含着重组亚洲、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企图。

作为亚洲盟主之日本...

（滨田耕作所划分出的）文明论，或者文化史的“东亚”概念向我们暗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首先，“东亚文明”是代替“中国文明”的一个概念，……由于这个文化概念的“东亚”终归是从帝国日本的学术视野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不久便不能不为帝国日本所建构的政治性概念“东亚”或者“大东亚”所吞没了。

政治性的地域概念“东亚”和“大东亚”，是随着1937年日中战争的开始喝在中国大陆战线的扩大，进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南方地区的战线扩大，而逐渐构成的概念。

是日本对中国乃至亚洲的战争发动，引发既成的诸种意识形态论会聚在一起而铸成了新的“东亚”、“大东亚”概念，这个新的“东亚”又是作为“东亚新秩序”的理念，进而作为“东亚协同体”的构想而展开 来的概念。

“大东亚战争”的开始使“东亚”概念扩大为“大东亚”。这个地域概念的扩大是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战略视野向南太平洋地域扩大而出现的。它立刻要求学者来做事后正当化的理论性处理。

“大东亚共荣圈”理念，与通过太平洋战争而向“南方”扩大的日本战略上、认识上关注的扩大一起构成了“东亚协同体”的再理念化。

然而，“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假扮的理念无法掩盖帝国主义战争的现实。

1945年战败是帝国日本树立起来的“东亚新秩序”理念，即“大东亚共荣圈”理想的彻底瓦解。

近代以来不断使用的这个“东洋”，是在19世纪前期东亚的历史状况中，由幕末日本创造出来的概念。

使由日本来讲述亚洲文化史成为可能的（在冈仓天心看来）便是独立自主的民族之自负。

“东洋社会”与日本1930年至1940年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认识视角相关联，成立于他们的社会科学话语之中。

于极东开始的“革新”，正是在“东亚协同体”“大东洋共荣圈”理念之下，日本从中国大陆向东南亚地区扩大的战争之推进。

作为“东洋的停滞”、“东洋的专制”之中国认识，使昭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构建起下面这个逻辑：将对中国的侵略性军事介入正当化为带来中国旧社会解体和更新的历史实践。

中国对于日本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他者。可以说，通过与中国的差异化才使近代日本的自我认识、自我形成得以实现。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西洋人自我认识，需要设定一个作为他者的非西洋的“东洋”，即“专制与停滞的东洋”，而这个“东洋”在此也就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系统的知识分子作为认识对象所构成的“东洋”。这个“东洋”（作为地域概念的实体性甚可质疑）首先必须是“支那”。“支那”是欲自立为文明国的近代日本所不可避的他者。就这样，“东洋社会”，更直白地说“支那社会”成了1930年到1940年代日本的支那学者，进而社会学、历史学、社会经济史学者等从事认识研究的最大场域。

中国及其文化是对日本及其文化成立的重大前提。然而，或者说正因为如此，不通过对中国的彻底他者化，日本就无法主张其自立性。

针对中国中信的华夷中心，日本因为地理条件而得以保住自立性。但直到18世纪为止，即日本在理念上要与中国进行明确的差异化时期以前，应该说，在文化意识上日本是包括在中华文明圈的世界之中的。

17世纪中期中国从明朝向清朝的王朝交替带来了日本对中国认识的变貌，其中有着国学话语成立的有力要素。

清朝的成立促成了中国周边地区的文化自我觉醒及其对独自性的主张。

对汉字及其文化做出外部性规定，实际上是对假名文字及其文化构筑起日本的内部性。再次建立起了日本文化的自我意识。

明治时期的文明论或者文明史的课题，便是从历史上证明日本是在亚洲继承欧洲文明的嫡传弟子。

所谓“脱亚”意味着脱离落后的亚洲，而与先进的欧洲合而为一。……这一脱亚论是在把欧洲对Orient的关系转移到日本对落后亚洲的关系上而确立起来的。

在政治上把天皇的权力弱化，使其成为仪礼上的权威，这种武家权力的确立，其中存在着中国所没有的日本权力结构的复合型，在此，福泽谕吉发现了日本社会发展的契机。

以东亚这个广大区域圈为前提由帝国日本提出的世界秩序的重组主张则始于1931年。

1931年这个转折期的特色在于，日本以自身为核心的指导国家将东亚重新构筑为一个广大区域圈，并强调对欧洲中心的世纪秩序进行重组。……该“东亚协同体”的理念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南方（南太平洋、南亚地区）的战略范围的扩大，又被重构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

1945年日本的战败和1949年人民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以帝国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协同体重构和以此为基础的世界秩序重组构想的彻底瓦解。同时也意味着或者应该意味着，将自己与他者“中国”差异化，经历了一味与发达欧洲同化的日本近代化路线收到了顿挫。

书籍介绍

《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是日本著名学者子安宣邦先生的一部精华结集作品，作者是日本学界并不多见的富于批判精神的知识人，曾长期担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在《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中，作者对于日本现代知识制度和话语体系的所谓不证自明的合理性进行了猛烈地颠覆，并展开了对 于“东亚”这一个既缀满历史痕迹又有现实迫切性的话题的重新讨论。作者希望借这些问题的辨析，对日本现代文化中浓重的国家主义和殖民时代话语的毫无反省的普遍滥用等所谓日本的“现代性”进行全面的清理，以确立新的价值和观念。此外，《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所富有的强烈批判意识，也使人们见证了日本学界的客观公正，从而对于中日两国知识界的对话平台的真正建立预设了一些良好的要素。